经济学家潘向东:新兴市场为何出现货币危机?

深度 John 1056 浏览

|潘向东、刘娟秀、钟奕昕(潘向东为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摘要

美元走强的原因

美元指数在近期快速走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上涨如此之快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对美元的需求提升。美国经济基本面持续较强,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良好的投资收益诱使资本不断回流。美债收益率的提升,使得美元资产的相对吸引力较高,国际“热钱”也大量回流美国,进而拉升美元指数。此外,欧元区经济有所放缓,通胀相对疲软,市场对欧元的需求减少,而对美元需求增加。未来美国相对欧日的经济优势可能继续保持,美元指数还有上涨空间。美元流动性的持续收紧,也是美元指数一路走高的重要影响因素。连续加息凸显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叠加美联储缩表计划,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收紧。

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近期受美元指数大幅走高的影响,阿根廷货币贬值情况最为严重。仅4月27日至5月11日的两周时间内贬值超过12%。阿根廷比索的大幅贬值,更深层的原因是阿根廷自身经济积弊已久,外债负担庞大、通胀高企以及经济前景堪忧。而近期美元的持续走强,是阿根廷货币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自5月以来里拉贬值程度加重,5月1日至5月17日土耳其里拉累计下跌超过10.35%。贸易赤字、高企的外债以及通胀过高是土耳其货币贬值的重要诱因。而美元升值引发的全球资本流向变化加剧了土耳其货币贬值。4月初,俄罗斯遭遇股汇双杀,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美元兑卢布汇率升破60大关,较2017年末贬值超过9%。卢布贬值一方面是由于美元指数走高令资本回流,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自2018年年初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幅度已超过12%。此次巴西货币贬值的外部因素为美元的持续攀升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而内部因素,则是巴西国内政治不稳定以及大选的不确定性等更深层次的原因。

2018年4月12日,港元兑美元一度跌破7.85创33年低位,并首次触发弱方兑换保证价位。与阿根廷等其他新兴市场不同的是,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此轮港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利差导致的套利行为,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体可控。并且香港外汇储备充足,香港金管局有能力入市干预汇率。

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

由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中国受美元升值的影响相对没那么严重,但人民币贬值压力以及资本外流压力增加。由于美元以及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目前中美利差小于60BP,处于历史低位,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加,会增加资本外流压力,同时施压人民币汇率。中美利差仍有进一步缩窄的可能性,进而继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一方面,需求疲弱,中国名义经济增速可能继续小幅下滑,另一方面,中国宏观杠杆率趋稳,同时,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下,稳增长、调结构重要性提高,流动性边际宽松。

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是防风险的最有效方式。国际资本在支持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要规模合理,避免发生债务危机。要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来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资本短期剧烈流动会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若避险情绪强烈,则需要适度的资本管制。中国还要关注地缘政治危机引起的资本外流。货币大幅贬值的地区一般金融开放程度较高,资本流动比较自由。中国金融领域将扩大对外开放,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中国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潜在的汇率风险也将增加,这需要我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使金融开放程度和监管制度相匹配。

正文

2018年4月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高,从89点一路上涨至5月8日突破93点, 5月17日美元指数触及93.48,创年内新高。美元快速上涨,对一些新兴市场货币产生较大冲击。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固然有美元走强因素,但也有自身因素。

一、美元走强的原因

随着美联储开启新一轮加息周期,LIBOR利率从2015年底再度进入上升阶段,截至5月17日,3个月美元LIBOR利率高达2.33%。作为衡量美元市场流动性松紧程度的LIBOR-OIS利差,在2017年底开始大幅走阔,3个月美元LIBOR-OIS利差最高曾接近60BP,创2009年以来新高。这主要是在美国加息缩表以及国债发行等政策的影响下,美元回流美国国内,流动性收紧,加上美元需求增加,导致离岸美元供需失衡。

1.1、美元需求提升

美元指数在近期快速走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上涨如此之快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对美元的需求提升。

1.1.1、 美国经济基本面较强

美国经济基本面持续较强,不断吸引资本回流。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仍是最大的FDI流入国,吸引外资估计达3110亿美元。美国近期经济数据表现较为亮眼,进一步增强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的信心,良好的投资收益诱使资本不断回流。随着企业盈利持续修复以及减税政策的利好刺激,2018年年初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加速增长,4月美国私人资本投资同比增长3%。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健,美国一季度GDP年化季率录得2.3%,为2015年以来表现最佳的首季表现。通胀温和上涨,美国4月CPI同比录得2.5%,美国4月核心CPI同比录得2.1%。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美国4月失业率降至3.9%,创2001年来新低。消费者信心较强,美国4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录得98.8。美国4月零售数据环比录得0.3%,已连续增长两个月,或表明美国消费增速在年初的大幅放缓后,二季度有望持续回暖。5月16日公布美国4月零售销售数据后,美元指数大涨至93.46,刷新年内新高。在特朗普减税政策以及其他财政政策拉动下,美国经济有望继续走强。

1.1.2、 美债收益率上升

自2018年初以来,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4月24日,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突破3%的重要关口,为2014年1月以来的首次。进入5月后,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截至5月17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高上升至3.12%,创近7年来新高。随着美债收益率的提升,使得美元资产的相对吸引力较高,国际“热钱”将大量回流美国,进而拉升美元指数。

美债收益率的持续走高主要是受美国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支撑、美国通胀预期走高、美联储继续加息缩表以及减税等因素影响。在我们之前的报告曾指出,美债或仍有上升空间。一方面,美国名义经济增速可能继续上升。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健,特朗普减税政策及其他财政政策也将逐渐产生效果,经济增长未到拐点。同时,由于薪资增速的增长,以及油价持续走高,未来美国通货膨胀可能继续上升。另一方面,国债供需不平衡会加剧。特朗普税改方案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大美国政府的赤字压力,美国国债发行量将会增加。2018年一季度美国国债月均发行额超过8250亿美元,而17年月均发行仅为6708亿美元。美国国债供给增加将会进一步推升美国国债收益率。

1.1.3、 欧元区经济有所放缓

欧元区经济有所放缓,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信心未能有效提振,并且由于通胀相对疲软,欧洲央行在短期内不会退出货币宽松政策,市场对欧元的需求减少。同时,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向好,美元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增强,对美元的需求逐渐增多。欧元区一季度GDP同比初值录得2.5%,创近一年来新低,主要受恶劣气候和罢工等因素影响。欧元区CPI数据超预期下滑,欧元区4月未季调CPI年率初值录得1.2%,4月未季调核心CPI初值录得0.7%,主要由于服务价格增速放缓。此外,欧元区制造业也有所放缓,4月制造业PMI终值录得56.2%,创13个月新低。

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是影响美元指数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美元指数中欧元的比重接近六成,用美国和德国国债收益率能很好地描述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资产收益差距。美德利差在近期走高,使得美元资产吸引力上升,引发大量的资金回流美国。尤其在目前“美强欧弱”的现状下,进一步凸显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引发资本不断回流美国,导致海外美元流动性减少。

1.2、 美元流动性收缩

美元流动性的持续收紧,也是美元指数一路走高的重要影响因素。2015年12月美联储开启此轮加息周期,此轮美联储已经加息6次。最新一次加息是在3月22日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调升至1.5%-1.75%区间。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健,通胀持续复苏,就业市场紧俏,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支撑美联储继续加息缩表。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美联储6月加息25BP至1.5%-1.75%区间的概率已高达95%。连续加息凸显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叠加美联储缩表计划,导致流动性进一步收紧。

对于美联储未来加息路径,3月议息会议点阵图显示,2018年底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维持在2.1%,年内预期加息三次,同时加息四次的预期较12月有提升;2019年基准利率预期上调至为2.9%,预计加息三次;2020年基准利率预期从3.1%上调至3.4%,预计加息两次。

另外,按照2017年10月美国启动的缩表计划,2018年美国国债将缩减约2500亿美元,MBS缩减约1700亿美元;2019年和2020年国债均缩减3600亿美元,MBS均缩减2400亿美元;若持续至2021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减至2.3万亿美元左右。

1.3、美元指数仍有上升空间

未来美元指数如何走,取决于美国相对欧洲、日本的比较优势。特朗普政府的供给需求双扩张政策,可能使美国潜在经济增速、实际经济增速继续上升。2018年一季度欧洲经济复苏放缓,欧元区一季度GDP季环比初值仅增长0.4%,同比增长2.5%,是2016年二季度以来的最低增速,美国经济相对优势扩大,美德利差持续扩大,美元又重新走高。日本一季度实际GDP环比下滑0.20%,结束了此前连续8个季度的经济扩张,低于市场预期,为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最糟糕表现。政局不稳重来、南欧债务问题、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为欧洲经济复苏带来了不确定性,生产效率下降、通货紧缩、老龄化等问题使日本经济难以持续增长,未来美国相对欧日的经济优势可能继续保持,美元指数还有上涨空间。

另外,有观点认为政府债务问题可能最终拖累美元,我们并不赞同,美债仍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具流动性的资产,市场需求比较大,不会供给过剩,美国政府债务不成问题,而且受信誉约束,美国通过通货膨胀稀释债务的可能性也不大。

二、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回顾历史,美元的大幅升值都曾引发新兴市场的货币危机。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相对于其他资产的吸引力增强,逐利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若资本流出幅度过大,新兴市场国家则会遭受货币贬值压力。近期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货币贬值危机的导火索是美元升值,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与这些国家自身经济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密不可分。一般来说,经济结构中的问题越多,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根据过往新兴市场危机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来看,主要是该国内部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例如外债过高、外汇储备不足、通胀高企、经济结构单一以及政局不稳等。

2.1、 阿根廷货币贬值

近期受美元指数大幅走高的影响,阿根廷货币贬值情况最为严重。仅4月27日至5月11日的两周时间内贬值超过12%。截至5月17日,美元兑阿根廷比索已高达24.33,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累计贬值近30%。为了抑制阿根廷比索的急剧下跌,阿根廷央行今年已动用超过10%的外汇储备。并且由于阿根廷比索的暴跌,阿根廷央行被迫在8天内连续三次大幅加息,将基准利率从27.25%上调至40%。此外,阿根廷政府还被迫调整财政政策,削减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项目,将财政赤字率从3.2%降至2.7%。

阿根廷比索的大幅贬值,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阿根廷自身经济积弊已久以及外债负担庞大。而近期美元的持续走强,是阿根廷货币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从阿根廷经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是由于阿根廷外债负担较为沉重、通胀高企以及经济前景堪忧。外债负担方面,阿根廷外债和融资需求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明显扩大,2017年12月阿根廷外债总额达2329.52亿美元。相对于巨额的外债,阿根廷的外汇储备明显不足。截至2017年底,阿根廷外汇储备仅有498.92亿美元,仅为外债总额的21.4%。近期随着美债收益率飙升,美元融资成本提升,阿根廷的偿债能力明显不足。

阿根廷国内通胀较高,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高通胀会对本币造成贬值压力。今年年初以来,阿根廷CPI同比持续走高并持续高于25%,阿根廷3月CPI同比高达25.4%。阿根廷经济主要依靠出口,经济贸易结构较为单一。今年由于阿根廷干旱气候导致阿根廷大豆大面积减产,对主要依靠出口红利的阿根廷经济造成一定影响。惠誉于5月5日确认阿根廷评级为“B”,前景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市场对阿根廷国内经济预期和偿债能力的担忧也导致资本流出,令阿根廷比索承压。

2.2、 土耳其货币贬值

2018年年初以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持续走弱。自5月以来里拉贬值程度加重,5月1日至5月17日土耳其里拉累计下跌超过10.35%。截至5月18日,美元兑土耳其里拉已高达4.44。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飙升至14.81%的纪录新高。土耳其里拉贬值的原因与阿根廷较为类似,土耳其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导致货币贬值的内在因素,而美元升值引发的全球资本流向变化加剧了土耳其货币贬值。

从土耳其自身因素来看,贸易赤字与高企的外债是本币贬值的重要诱因。土耳其一直以来都存在贸易逆差,2017年贸易逆差770.7亿美元,贸易赤字率接近10%。对外贸易的入不敷出则由借外债来弥补,2017年末土耳其外债总额高达该年GDP的一半以上,并且外汇储备远远不足以偿付大量的外债。截至2017年12月,土耳其外债总额是外汇储备的5.3倍之多,尤其在美债收益率提升拉动借债成本的情况下,土耳其外债负担极为严重。连年的贸易赤字引发市场对土耳其偿债能力的质疑,叠加土耳其外汇储备不足,极易引发资本外逃。上述因素导致土耳其自身相对脆弱,若外部环境恶化则将引发本币贬值和债务危机。而近期美元持续走强和美联储渐进加息是造成土耳其货币大幅贬值的催化剂。

此外,土耳其目前通胀高企,今年年初以来通胀持续高于10%,2018年4月CPI同比高达10.85%。尽管土耳其央行不断上调利率试图抑制里拉的跌势,但效果并不佳,通胀的走高和货币的贬值并未有效遏制,进而引发投资者对土耳其央行政策产生质疑,进一步加剧里拉的贬值。

2.3、 俄罗斯货币贬值

4月初,俄罗斯遭遇股汇双杀,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美元兑卢布汇率升破60大关。截至5月18日,美元兑卢布已升至61.82,较2017年末贬值超过9%。卢布贬值一方面是由于美元指数走高令资本回流,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2018年3月4日,前俄罗斯情报官员斯克里帕尔及其女儿被在英国城市索尔兹伯里街头昏迷。英国认定这对父女所中的是苏联研制的“诺维乔克”神经毒剂,指控俄罗斯策划该起谋杀案。但俄方否认,并指英方“自导自演”。随后欧美近30个国家联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数量高达150人。4月6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新一轮对俄制裁,将24名个人和14家经济实体列入制裁名单。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外交上进行对抗,受地缘政治紧张影响,大量投资者从俄罗斯撤资,卖出以卢布为代表的俄罗斯资产,资本回流到更安全的国家,卢布持续贬值。

2.4、 巴西货币贬值

巴西作为拉美第一大经济体,其货币雷亚尔表现略强于阿根廷比索,但也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自2018年年初以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幅度已超过12%。截至5月18日,美元兑巴西雷尔亚汇率达到3.7503。

此次巴西货币贬值的外部因素同样为美元的持续攀升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增强。而导致雷尔亚大幅贬值的内部因素,则是巴西国内政治不稳定以及大选的不确定性等更深层次的原因。据巴西最新民调显示,右翼阵营候选人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处于领先地位。市场担忧巴西大选之后,现任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或将不能延续。

虽然巴西雷亚尔对美元贬值幅度也较大,但巴西的外债总额及通货膨胀率均远低于阿根廷。巴西4月IPCA广义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仅为2.45%,并且截至2017年底巴西外汇储备是其外债总额的1.13倍。此外,同样作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与阿根廷干旱导致农作物减产不同的是,巴西今年农产品将大获丰收,业界预计巴西大豆出口增长将创新高。并且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中国从巴西进口的大豆数量大增,巴西的经济前景要强于阿根廷,所以美元大幅升值导致的巴西货币贬值尚未引发剧烈的恐慌。

2.5、 香港货币贬值

港元自2017年以来面临贬值压力,2018年2月下旬以来,港元汇率贬值速度加快,港元进入30年以来低位。2018年4月12日,港元兑美元一度跌破7.85创33年低位,正式触发弱方兑换保证价位。这是自2005年5月香港金管局推出强弱方兑换保证区间以来,港元首次触发弱方兑换保证机制。截至5月17日,美元兑港元汇率为7.8490。

近期香港经济稳健,劳动力市场紧俏,也尚未出现较大的地缘政治风险。所以在排除香港经济结构性问题后,本轮港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港美利差不断扩大以及美元走强的结果。2015年12月美国开始新一轮加息周期,香港金管局为了避免资本外流、港币贬值,几乎每次均跟随美联储加息。尽管香港金管局和美联储升降息的路径几乎一致,但是由于流动性充足,HIBOR却未能以相同的幅度提升,导致美元LIBOR与HIBOR利差走阔,进而产生套利空间。由于港美利差较大的状况持续,港币汇率持续弱势,并多次触发弱方兑换保证。截至5月17日,香港金管局已累计16次入市入市进行外汇干预,在外汇市场卖出美元并累计购买逾620亿港元来维护联系汇率。

与阿根廷等其他新兴市场不同的是,香港经济基本面良好,此轮港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利差导致的套利行为,资本外流的现象总体可控。并且香港外汇储备充足,香港金管局也曾多次公开表示一旦港币触及7.85弱方兑换保证将入市干预。截至2018年4月底,香港政府拥有434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所以在港币持续贬值直至触及弱方兑换保证价位时,香港金管局有能力入市干预。总体来看,投资者对于港币贬值并没有过度担忧,香港金管局充足的外汇储备并且有能力维持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相对稳定。

三、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元升值周期中,若一国存在外债高企、过度依赖出口、外汇储备不足、高通胀、政局不稳等问题,则引发本币贬值危机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相较于阿根廷等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情况相对稳定,截至5月18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收于6.3763。目前来看,中国受美元升值的影响相对没那么严重,但人民币贬值压力以及资本外流压力增加。

人民币汇率尚未受到大幅冲击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中国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8%,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房地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速、民间投资向好,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良好的基础。通胀方面相对温和,中国4月CPI同比上涨1.8%,暂不存在通胀过高的风险。与阿根廷、土耳其经济结构单一不同,我国经济结构相对较好,工业体系较为完善,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相对较低。所以当汇率以及全球贸易环境发生较大变动的时候,并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下行风险。

此外,在外债方面,中国外债风险总体可控。截至2017年底,中国的债务率、负债率和偿债率分别为71%、14%和7%,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比为35%,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各项债务风险指标表现均尚好,并且中国外汇储备较为充足,所以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攀升尚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但由于美元以及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目前中美利差小于60BP,处于历史低位,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增加,会增加资本外流压力。中美利差仍有进一步缩窄的可能性,进而继续对人民币汇率施压。

一方面,中国名义经济增速可能继续小幅下滑。在出口、基建拉动下,2017年中国经济“量价齐升”,实际GDP增长6.9%,增速高于2016年的6.7%,GDP平减指数增长4.05%,增速高于2016年的1.14%。2018年,贸易战、规范政府融资、房地产调控等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一季度实际GDP增长6.8%,增速高于2016年的6.8%,增速低于2017年全年的6.9%,同时,由于需求疲弱,GDP平减指数增长3.18%,增速低于2017年全年。从4月工业生产和价格数据来看,短期内名义经济增速可能趋稳,但是中长期内,由于需求不振,名义经济增速存在下滑下降压力。

另一方面,流动性边际宽松。中国宏观杠杆率趋稳,同时,在国内外多重压力下,稳增长、调结构重要性提高,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较政府目标从2017年四季度的“平衡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调整为“平衡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4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下滑至7.0%,较上月低0.5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增速较3月的10.1%大幅回落。需求不断收缩,进一步表明了扩大内需的必要性。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加大养老、健康等新消费领域以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棚改等项目的支持力度,以及继续实施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是扩大高质量内需,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方式,2018年整年的流动性都可能较2017年有所改善。

长期来看,中国去杠杆尚未完成,市场也未完全出清,传统制造业还没重新进入产能投资周期,新动能虽然不断形成,但规模较小,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在,中美利差仍有缩小空间,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压力也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

四、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对中国的启示

回顾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历史,我们可以看出,美元升值周期是引发危机的外部因素。当美元进入升值周期时,资本回流美国,这时负债率偏高的新兴市场国家就可能因偿债问题而导致危机爆发。而危机发生的更深层原因则是一国自身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发生货币贬值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往往经济结构单一,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会导致经济增速放缓,脆弱的经济环境导致财政赤字增加,迫使政府部门对外大量举债,而外汇储备的不足导致不能到期偿还债务,对外债务问题往往将直接引发危机。美元升值周期是否会引发本国货币贬值危机,与本国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相对更大。一般来说,经济基本面越好,就越能够抵制外部因素带来的冲击。

4.1、 保持良好的经济基本面

本次阿根廷、土耳其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是经常项目长期逆差、通货膨胀严重。自2010年以来阿根廷经常项目便一直是逆差,通货膨胀也很高,2017年高达25%。土耳其则是自1996年以来就长期处于贸易逆差中,而且同样深受通货膨胀困扰,2017年通货膨胀为10%。

良好的经济基本面是防风险的最有效方式。2017年中国经济在出口、基建拉动下“量价齐升”,实际GDP增长6.9%,增速高于2016年的6.7%。但进入2018年,环保、规范政府融资、房地产调控等使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一季度实际GDP增长6.8%,增速低于2017年全年的6.9%。4月经济数据显示,投资、消费同比增速,合理的需求扩张可以稳定经济,降低货币贬值等经济金融风险,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4.2、外债规模合理

国际资本在支持我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要规模合理,避免发生债务危机。当美元进入升值周期时,资本回流美国,这时负债率偏高的国家就可能因偿债问题而导致危机爆发。20世纪7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盲目乐观,为更快实现现代化而大规模举借外债,且将这些资金用来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大型公共事业。随后,20世纪8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第一轮美元升值周期中,拉美爆发债务危机。本次阿根廷、土耳其等国货币大幅贬值的一部分原因也是外债规模比较大。

2017年末,我国外债余额为17106亿美元,负债率(外债余额/GDP)为14%,债务率(外债余额/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为71%,偿债率(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与短期外债付息额之和/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收入)为7%,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备的比例为35%,以上各指标均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以内。不过近期美元走强,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加,5月17日,发改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说明政府已经受到新兴市场货币贬值的启示,着手防范外债风险。

4.3、 外汇储备充足

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需要考虑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才是充足的。此次阿根廷和土耳其货币贬值危机,以及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等都是由于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巨额的外债,导致危机的发生。外汇储备不足,会导致外债清偿能力弱,并且央行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入市干预外汇市场。反观香港,在此次香港货币贬值中,香港金管局动用大量外汇储备入市卖出美元并买入港元,使得市场对港币贬值没那么恐慌。所以,保持充足稳健的外汇储备十分重要。

4.4、 政治稳定

巴西雷尔亚大幅贬值很大程度上巴西大选引发市场担忧情绪造成的。所以维护政治局势稳定至关重要。保持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与基本条件。只有在国内环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集中一切来发展社会经济。反之,如果政治不稳,社会局势发生动荡,则会造成市场恐慌情绪,更不利于经济增长。只有在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够顺利深化推进改革,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资本都青睐稳定的投资环境,因为稳定的环境预期会带来更稳健的收益。所以,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必要条件, 能够有效促进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4.5、 适度资本管制

资本短期剧烈流动会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如果避险情绪强烈,即使放开汇率波动浮动也难以依靠市场的力量形成均衡汇率,此时便需要资本管制。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泰铢暴跌引发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多个国家发生动荡。而泰铢的暴跌的直接原因就是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大举抛售泰铢,买入美元。企图从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入手,先击垮泰国金融市场,引发市场极大的恐慌情绪,进而搅乱东南亚乃至更大的金融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市场避险情绪尤为重要。因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就会引发“羊群效应”,市场恐慌情绪骤增,投资者信心被击溃,因而更愿意将资金投资到更安全更具有避险属性的资产当中。

当然,资本管制也不可过度。过度资本管制,一方面,会影响中国吸收外资,另一方面,不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利于中国居民分散投资风险。

4.6、 密切监测避险情绪

4月初造成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俄罗斯遭受美国的制裁。中国还要关注地缘政治危机引起的资本外流。比如,朝核危机。虽然金正恩访问中国后,朝核危机缓解,但是5月17日、18日朝鲜连续两天抨击美韩对朝政策,西方媒体认为朝鲜反复无常,这次也可能会“翻脸”。

另外,还要关注中美贸易协商进展。5月19日中美两国经贸磋商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中美贸易摩擦大幅缓解,但是不排除以后还会发生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这会导致市场避险情绪再次高涨,资本流向日元等避险产品,进而施压人民币汇率。

4.7、 扩大金融开放的同时注重防风险

货币大幅贬值的地区一般金融开放程度较高,资本流动比较自由。中国金融领域将扩大对外开放,资本流动将更加频繁,中国也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潜在的汇率风险也将增加,这需要我国不断完善金融监管制度,使金融开放程度和监管制度相匹配。另外,还要注意引入的国际资本应该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升级服务,要避免国际资本“脱实向虚”,相比服务实体的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特点是短期逐利性,容易受利差、避险情绪的影响,流动性比较大,容易引起汇率大幅波动。

感谢邢曙光对本报告编制所做的贡献

更多区块链技术请关注区势传媒www.55coin.com
本文来源:新时代宏观  责任编辑:John
声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绝不代表区势传媒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声明:本文为文章作者或转发者向区势传媒的投稿,观点绝不代表区势传媒立场,亦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建议。

下一篇文章

评论(0)

最新评论